试论当今中国艺术教育的两难
第一部分：关于教育体制
当今大学教育的整体症状，同病同源，难有例外。其后果，大致可以归纳为院校、学术与教育三者之间的严重分离。这种分离，肇因于三项教育政策：
考试标准化、教育产业化、学术行政化。
其中第一项，罔顾知识结构与学科规律；第二项，扭曲教育功能；第三项，学术听命于行政。这三项政策的实施，在过去二十多年间深刻改变了中国的大学及其教育。今天，中国的大专院校无一例外成为介于政府机构与国有企业之间的怪物。
这三项政策的种种遗患，不能看做是执行的误差，而体现为公开的游戏规则与因果效应。以下仅就艺术学院与艺术教育，扼要陈述这三项政策的恶果。
考试标准化
考试标准化的粗暴与恶果，以“两课考试”为最。 “两课考试”的要害，是凌驾于所有学科之上，剥夺了教育独立、学术自由的前提。多年以来，“两课考试”居然被荒谬地称为“文化课”，正是这种“文化考试”，持续降低了当代大学生的整体文化水准。它既是意识形态控制，又试图国际化，其后果，是工具人格服从于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体现为工具人格。
在艺术教育内部，标准化考试之弊同样积重难返。仅以全国美术院校极度陈旧的素描统一考试为例，既严重滞后于世界范围现当代视觉艺术知识系统，又将不同美术专业置于单项而过时的技能考核，这种考核，在艺术教育的初始阶段即遏制青少年的感受力、想象力、判断力与可塑性，视觉艺术的民族性、世界性与现代性等多重命题，也因此难以展开。
素描考试与两课考试一样，是以伪问题偷换真问题，将真问题转化为伪问题，其实质，是以工具主义代替学术，以教条主义实行教育。
在现实层面，考试标准化的制定，情有可原：一面是人口众多、教育资源稀缺、恶性竞争、舞弊丛生等国情；另一面，又体现为急于扩大高等教育、尽快与所谓世界接轨等国家功利主义。它是特殊国情与特殊阶段的选择，它可能便于行政的控制与管理，却非教育的良策。它试图改善教育国情，然而持续导致教育国情的恶化。
教育产业化
“教育产业化”与“教育市场化”，是两种概念、两种机制、两种效应。前者由国家控制，有利于大学，不利于教育和市场；后者由市场调节，有利于教育和市场，但可能不利于大学——教育产业化不等于教育市场化，然而中国当代教育创造性地、成功地迫使市场屈从于产业，而不是产业服务于市场。因此，“教育产业化”的实质是“教育交易化”，它利用全世界最庞大的教育市场作为交易，严重违背市场规律，人为制造畸形的供求关系，因其实质，是学位的颁发。国家统一颁发的学位，成为教育产业化的最高筹码，是受教育者唯一的选择——当今教育及教育市场的无数弊端与腐败，来自被全面垄断的学位制度。
近年美术学院空前的“市场效应”与“交易”本质，即体现为以下现象：
一、全国大学各学科专业高考的落榜考生，为数巨大，近十年来纷纷转而投考美术学院，不为艺术，而在谋求学位，因成本便宜，上手快。
二、全国美术学院因此持续扩增、扩建、扩招，据保守统计，如今各省，尤其是沿海发达地区省份的新增美术学院，是二十年前的十倍以上。而历年累计生源由一系一专业平均十人，增加到逾百人，历年累计报考人数，由数千人暴增到数万人。
三、考生不断递增，迅速构成学院周围成千上万考前培训班，其培训者，便是大量在读或毕业的本科生，周期学费（三个月或半年不等）通常在数千及万元之巨，相当，或高于正式学费。
四、由于两课考试，美院学生的专业水准，被教师层公认为一届不如一届。在考前班，不喜欢、不适合美术的学生与热情专一追求艺术的学生比例，是十比一，甚至二十比一。然而生源仍保持增长。
五、各艺术院校每年的收益，可想而知（据某一著名美院新任院长称，为改变该院教师工薪过低的现状，唯一方法便是扩招，实行后，立即见效）。
六、院校扩增、学生扩招，师生比例失调、教学敷衍、品质下降等现象，乃属必然，种种舞弊腐败，自亦相随而来、司空见惯。
七、扩招后果，必供过于求。毕业生过半以辅导考前生为业。至此，美术教育成为反哺循环恶性繁殖的产业系统，美术的教育果实等于交还美术学院——社会需要多少美术人才？需要怎样的美术人才？全社会是否获益于如此庞大的美术教育？与先进国家比较，我们的美术教育与全民族的美育是否因此发生本质的变化？答案是茫然的、负面的。
教育产业化的唯一收益，是经济收益。据统计，全世界大学学费最高者，是日本，但是根据中日两国国民平均收入与学费支出的比例，中国目前连年递增的大学学费是日本的三倍之多。今年国家审计部门公布各大专院校违规、违法的教育收费的数额之高，便是明证。
基于严酷而棘手的国情，教育产业化可能不失为权宜之计：据统计，2010年至2020年，全国就学及就业人口将不堪负荷。如同四十年前将千万知青遣送农村，今日中国乃将千万青少年送进学校，但求数量，不顾质量，不惜以失控的代价控制人口与就业问题。近年硕士生博士生的成倍增长，其实质，亦无非延长学生在校时间，延缓社会就业压力。因此，教育产业化虽可收“普及大学教育”、“提高全民素质”等数据或口号效应，其代价，则是教育的贬值；其收益，是教育部门，而不是教育，更不是广大学生。
学术行政化
学术行政化实行多年，因涉及政治国情，不拟深论。其模式，是学者成为官员，官员就是学者。教育学家杨东平及人大教授顾海兵即专文指出，高等院校九十年代公开与行政级别挂钩，全国三十多所高校成为副部级单位，学府从此成为官府。此举引起社会及教育界普遍反感，其效应，自然是教育听命于行政，而非行政服务于教育。
借“外行”与“内行”之说，则民国年间的教育，大致是“内行领导内行”，1949年至1979年，大致是“外行领导内行”，1979年迄今，尤其是近十余年，大致“外行就是内行，内行就是外行”。
具体而言，大学主事者，以理工专业出身的行政官员级别最高，被任命者众；文科出身的官员级别较低，被任命者稀；某些个人的学术声名甚高，学术地位则远逊于其行政级别；文科（自亦包括艺术类）大大屈就于理科，文科出身官员更以行政序列之卑，屈就于各上级行政官员，在大学权力格局中位居次要、边缘，属于陪衬。说破其事，即便理科出身的行政官员位居教育界最高领导，“教育”本身的国家地位与重要性，也以行政排列的惯例，长期忝居政府各部委——如军事、外交、商贸——的尾端，为一应景摆设。
整体而言，今日中国高等教育，有大学，没有大师；有教育官员，没有教育家；有教育政策，没有教育思想；有教学大纲，没有教育的灵魂；有教育的地位，没有教育的尊严。
改革与解决之道
今天，我们面对以上三项教育政策无所不在的后果，可资借鉴的解决之道，均将牵动大专院校形成已久的权力结构和庞大的利益链。
借助部门改革强势，大专院校的结构日趋固化，各部门利益日趋合法化、系统化、官僚化，教育领域因此成为顽固坚硬的计划经济堡垒，长期自外并远远落后于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外交、商贸及社会领域的深层次变化。
回顾中国教育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末的政治控制，到九十年代以来的利益控制，我们不难看到，后者比前者更奏效，更稳固，更强大，而权力左右教育、教育丧失权力的现象，贯穿五十多年，其方式有变，本质未变。
在上述庞大的权利格局中，解决、降低或缓和弊端的措施，均将遭遇两难。以下仅就艺术学院教育提出若干难以改革，即便改革也难以实施的设想。这些设想或许早已提出过，或极不专业，或者纯属妄想，今天说出来，就教于同行与专家。
两难之一：取消政治考试。
因事涉国情，没有可能。然而政治考试一日不取消，教育自主、学术自由永不可期。顾海兵教授建议考核宪法知识，另有教授建议考核伦理道德，事实上不少学校以政治课程为名，实行哲学、政治经济学，甚至国学教学，但这种假借偷换，仍然是对学术的扭曲与伤害。
两难之二：取消外语强制性考试。外语考试的无穷遗患，已被教育界人士提到危害国家“文化安全”的高度。建议开列学科名单，将必须掌握外语、部分掌握外语、无需掌握外语的学科，分门别类，大幅度调整外语考试与教育。在艺术教育领域，除了史论研究，一律取消外语考试——最近，教育当局显然注意到外语考试制恶果，教育部副部长今年春季声明：教育部从未规定各大学必须以英语四六级成绩与学位挂钩。同时，比照先进国家大学艺术教育经验，教育部决定引进国外“MFA”艺术硕士学位，以强调艺术人才教育必须注重“实践”与“应用”之说，暗示可能不再将外语考核列为首位。这一迟来的政策虽可收名正言顺之效，然而外语考核与专业才能的衡量与比重究竟如何定位，怎样实施，在文件中并未言明。估计一旦实施，必然与教育现实发生以下冲突：
（一）直接影响庞大的外语教育利益链，大批外语教师将面临就业困扰与转校安置问题，一年一度外语教材的巨大利润将遭缩减。（二）那些严格要求外语的专业如何平衡？清华大学学生即普遍以理工科外语分数录取标准的差异而歧视艺术学生。（三）非艺术专业落榜考生将因此有更大数量转而投考艺术学院，前述扩招现象更难遏止。（四）由此调整造成的局部失衡，在执行、监督、经费、效应等各方面，将由什么部门负责与掌控？如何负责与掌控？如果出现误差或反弹，如何应对？谁来应对？（五）只要教育自主权不落实，任何自上而下的合理政策，在实施中均将扭曲变质。（六）即便教育重获自主，由长期形成、根深蒂固的行政人格、行政思维所构成的大学主事者群体，如何发生“思想自由”、如何贯彻“学术独立”，更是内在而深刻的矛盾。
两难之三：酌情部分取消艺术学院的学位制。
如上述，教育产业化与考试标准化的根子，是国家垄断学位。此一状况，料将长久持续，而部分专业的无限制扩增、扩建、扩招，若长久持续，后果不堪。学位原本应区分学术学位与技术学位，艺术教育一律施行学术学位制，已在学术与技术两端造成困扰与贬值。建议开列部分不很需要，或完全不需要学位的专业，废除学位。譬如，绘画教育早已在世界范围边缘化，转为兴趣课程——当今影像与信息时代，手工绘画早已被社会主流文化所遗弃，绘画艺术乃成为无事之事，学生求艺，没有学位，无伤大雅——建议参照西方经验，各艺术学院及各传统画种的教学半数以上取消学位，开放给社会各年龄层学生，此举或能兼收以下效应：
（一）谋求学位、无心向学的考生自然减少，艺术教育交付市场调节。（二）艺术学位的严肃性、公正度，及培养精英的传统，有望获得恢复。（三）打破艺术学院仅为年青人开设的局限，使社会上大量热爱艺术的各色人等有机会进入艺术学院。（四）各艺术学院目前的经济收益不但不受影响，犹或过之。（五）因学历学位直接牵涉职称评定，级别森严，废除学位后的部分教学，可使教师配置与职称评审的重重困扰获得纾解。（六）取消学位自亦取消严酷的考试，社会上大量有才华、有潜能而被考试制淘汰的青年（包括大量渴望进入学院专修的成年艺术家）并不在意学位，一旦进入艺术院校，偿还夙愿，人尽其才，善莫大矣。（七）由于学位制造成长期以来的弄虚作假与名不副实，仅有学历学位而无真才实学者，将逐渐失去在业内圈内不应有的位置与利益。（八）部分废除学位后的艺术学院，将打破目前在朝与在野艺术家扭曲而对立的状况，给美术界与美术事业带来新的活力与格局……部分废除艺术学位，于艺术教育的普及与精英化，两皆有益，而观诸古今中外艺术史，学历学位从来不等于真正的艺术与艺术家。
可是碍于中国教育彻头彻尾的国有化、统一化、非市场化，以及学位的学术与技能混淆不分，部分废除学位将带来以下问题：（一）人才的衡量、录用，尤其是就业标准，因此相对失据、失范、失衡。（二）如何预估、把握，并应对此一非学位教育市场的潜力？（三）其他院校、专业假如相继仿效，如何控制？以什么标准控制？谁来控制？（四）非学位教育的收费标准如何择定？在市场中是否生效？（五）回到老问题，只要教育自主权与教育市场化尚未真正落实，任何自上而下的合理政策，均将在实施中扭曲走样，发生更为精致的舞弊。
两难之四：尽快恢复“择优录取”、“择优录用”的传统。
假如艺术学科废除外语考试，兼以MFA艺术硕士学位的设置，“择优录取”、“择优录用”等精英培养路线，于是顺理成章。然而“择优”方针，在五六十年代学习苏联模式时期、在“文革”后急于恢复大学教育的非常时期，容易实施，容易见效，在今日积重难返的教育权利结构中，择优录取及录用，在现实层面仍将遭遇以下问题：
（一）判断与选择，由教授导师决定，还是由行政领导决定？（二）由行政领导决定，事情不会有本质改变，由教授导师决定，应明确划分教授集体决定制与特殊级别教授决定制，否则发生个别舞弊，如何，以及由谁来维持整体政策不变？（三）由于长期的、大面积的、极度滞后的美术教育，兼以两课考试的恶果，学生的艺术观与技能状况，即便优秀者，其面向也十分狭窄单一；另一方面，由于外来讯息与新兴艺术，艺术创作相对多元的意识已在中国发生作用。因此，鉴于此二者之间的深刻冲突，艺术考生资质优秀与否，殊难定义。今日中国美术考核的项目与观念，十分落后，择优录取及录用的标准，极难达成共识。（四）表达自由、多元价值观及其机制与法治的形成，在中国尚待漫长过程，因此，择优政策倘若不具有前瞻的、包容的、未知的、实验的意识，一旦实行，反而会成为现有美术教育陈旧系统及其顽固势力的延续和加剧。（五）微妙而现实的状况是，目前艺术院校有权力选择的群体，半数以上即过去二十年“劣胜优汰”机制的被选择者，相对优秀的选择者，多数处于边缘，无职无权。而具有实验精神、追求新知识体系的艺术家，绝大部分在野单干，或拒绝体制，更被体制拒绝。因此，（六）倘若真要实行择优录取，先要实行择优录用，打通学院与外界的门墙，然而在目前严密的权利结构与游戏规则中，这种换血措施几乎不可能。
两难之五：及早遏制艺术学院的盲目扩建。
大批艺术院校的建立，不能被视为艺术教育的实质性繁荣，更非教育市场的需求，而是近二十年历届艺术毕业生寻求饭碗、设局养人的营生——如前述，近年艺术教育市场生源暴增，非关艺术，而在谋求学位。二十年市场经济，大批产业关闭，人员下岗，唯教育市场一枝独秀，惠及美术教育，遂构成古往今来世界范围规模最大、生源最广、数量最多的美术院校群。在现实层面，畸形的人为市场已经成形，国家垄断学位则是畸形市场的病根。因此，削减、关闭部分形同虚设的艺术学院或科系，难以实行。即便实行，众多饭碗何处安置？借“发展是硬道理”及“稳定压倒一切”两句话，在教育界饭碗问题上，“发展”是“软道理”，“稳定”才是“硬道理”。要之，人文艺术之在中国，过去是工具，现在是摆设，只要政府财政摆设得起，无妨铺张摆设下去，倘若不然，办法有两种：一是从目前开始遏制艺术院校的扩建。二是放弃意识形态顾虑，把艺术教育交还给市场。
两难之六：在艺术学院之外，扶助社会与国家层面的艺术教育。
此一命题，将在本文第三部分详述。
第二部分：关于教育的人文素质
当今教育绕过体制问题，无法议论。而体制的问题，只有体制才能解决。但是，即便体制问题获得最大限度的改革、改善、改观，今日中国的所谓“人文教育”问题，仍然难以议论，难以解决。
今日中国大学生，尤其是大学教师“人文水准”、“人文素质”的触目惊心，不完全是大学门墙内的教育问题，而是“历史遗留”问题。假如我们有勇气承认，则人文素质的低下、人文教育的切迫，是百年革命的深刻报应。
所谓人文教育、人文素质，可能并不仅仅涉及知识、才能、品德、身份等等因素，而且深度涉及历史的问题。
当今大学，多有德才兼备的教师，多有禀赋优异的学生，多有先进知识的传授，然而普遍素质仍然有问题。素质有问题，不是靠重视、研究、讨论、政策及学校教育所能够解决。今日全社会所谓的素质问题，是我们国家文明与文化的整体问题，是几代人总体品质被“历史遗留问题”长期败坏、持续恶化的后果。
一个人的素质好，或者不好，通常的说法，看他是不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可是为什么即便是今日的大学生，甚至大学的教育者也普遍存在“素质问题”？今日上过大学，获得高等学历的青年，远远超过以往任何时期，但在高的意义上，当代大学生配不配称得上是所谓“受过教育的人”？为什么今天我们要开会讨论素质教育？有没有素质教育这回事？素质能不能教育？怎样教育？谁来教育？
以我的偏见，考察一个人的素质，除了诸位提出的种种课程及教育措施，还要看他的家庭出身、师承关系、交游范围、社会阅历；这些条件，与学校有关，也与学校无关；与教育有关，也与教育无关。我们应该详详细细算一笔账：在我们记忆中被高度推崇的学者、教授、文人、艺术家、政治家，是什么出身，什么师承，什么交游，什么阅历。
扼要举几个例子。譬如，陈寅恪与陈散原的父子关系，周树人与章太炎的师生关系，徐悲鸿与康有为的交往关系，钱钟书与杨绛的夫妻关系……这类关系，并不涉及大学教育问题。
最近我正在读英国思想史家以赛亚·伯林传。他出身商家，二十几岁毕业牛津，先后与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犹太复国主义先驱魏茨曼、作家伍尔夫夫人、诗人帕斯捷尔纳克和阿赫玛托娃、英国首相丘吉尔等等人物有过交往；加拿大传播学大师麦克鲁汉多达数十位以上的交往名单中，囊括了那个时代最杰出的人物，包括爱因斯坦、卓别林、毕加索。而毕加索的交往也囊括了他的时代最优秀的人物：美国作家斯坦因与海明威、法哲学家萨特与超现实主义大师阿波里奈尔，等等。
这是可以不断开列下去的长串名单。这些人物可能有种种其他问题，但没有我们今天忧虑的所谓素质问题。所谓素质问题不是大学教育问题，而是一民族文化生态文化水准的整体问题。
在一民族文化生态的整体状况中，如果说以上例子都是名流，那么就我记忆所及，五六十年代在我童年少年时代，贩夫走卒、农夫农妇和今天的市井和农民比，所谓素质，要好得多。正如昨天刘小枫先生准确指出的那样，传统时代的教育主要是宗法教育，宗法教育就是家庭教育，与学校无关。我们在文学史中多次发现，好几位大师幼年的教养来自目不识丁的祖母、奶妈、家丁和仆人……
我们观察教育在一代人身上的后果，要推前二十年或三十年，才能找到根源，找到时代的流变如何有形无形地塑造“人”、从深处养育人的“素质”——今天在座五十岁至六十岁之间的老师，大致是“文革”前的大学生或“文革”中的知青，我们进入大学是在七十年代末，那时我们的大学老师若在五六十岁，那么，他是在民国年间接受的大学教育，而我们在五六十年代上中小学期间的老师，则是在民国年间接受中小学教育……
再前推到民国，四十年代精英如储安平之流的中学老师，大致是五四一代人，五四一代人如蔡元培陈独秀之流，则他们的私塾老师就是清末一代人……
我们再来向后推算：今天二十岁到三十岁一代年轻人的家长与老师，大致就是我们这一代人；今天在两课考试中挣扎长大的少年人，则十年二十年后将要为人父母，为人师表，执掌教育大权，带着今天我们看到的集体人格与集体素质，去教育我们的孙辈……
如此推算，以百年中国历史变化之剧，文化断层之深，一代与一代之间教育品质的差异，乃直接造成今日全民素质不堪补救的后果，这后果，又是未来教育后果的层层前因。
要之，教育的功德，教育的遗患，在于隔代见效的因果报应。
我并不是说，凡是早远的年代或人物，其人文素质便是必然的好，新时代的新知识、新科技、新观念，前人就没有。但所谓人文素质，不完全是学问高低，所谓宗法教育，深深影响某一人或某一群人的行为、举止、谈吐、魅力，甚至相貌。然而“素质”无可量化，难以指陈，它是时代、阶级、文化、家教等等在一个人、一代人身上的总和。我甚至感叹于老照片中的临刑罪犯，也比今日的罪犯更见气质。
以上极其粗略的推算，也许仍然不能描述什么是素质，然而我以为从中可以窥见百年中国史的几次断裂与断层，如何深刻地影响到断层此端的一整代人。
人文教育，必要讲到文化传统。十多年前，海外汉学者曾将我们面对的文化，分成四种传统：（一）由清代上溯周秦的中国古典文化大统；（二）五四新文化传统；（三）延安传统；（四）“文化大革命”传统。这四项传统并非平行奏效，任由我们选择，而是一项传统吃掉另一项传统——“文革”传统极端扩大了延安传统，延安传统扭曲变形了五四传统，五四传统，则深刻颠覆了整个古典传统。换句话说，我们的集体记忆与集体遗传，全都是“文革”传统，连延安传统延安精神，也找不回来了。
我认识好几位老革命，也就是当年的延安青年，他们与我们这一代有许多分歧，但其人品与素质，没有，或甚少我们今天忧虑的种种问题。他们都是参与推翻民国的“逆种”，我试图提醒他们：他们的幼年少年接受民国教育，而民国推行的所谓“礼、义、仁、智、信”教育，大致传递着古典教育传统。即便是民国年间最激进的新青年、颠覆者与叛逆者，也在人格中深深浸染着传统教育及其价值观——试想，辛亥烈士、五四健将、共产主义运动的英雄，还有昔日北大清华西南联大的才子们，凭我们今日的教育制度与价值观，出得来么？
现在我们坐在一起谈论读经，恢复国学，好像要裹携着今天的所谓“人文教育”，跨越延安传统、五四传统，去和清代上溯两千多年古典传统相衔接。这样一种反方向的跨越与追溯，有没有可能？
我愿意说，在学术上或有微茫的可能，但在现实层面、人心层面，在亿万人群中，我看不见可能。为什么？社会分层消灭了，文化差异抹平了，不同的人群与生活方式遗失了，千百年文明维持不坠的一系列内在的价值观与行为准则毁损了，“文革”最后一击，中国地面成千上万有品质的家庭单位，亦即所谓“宗法教育”最后那点脉迹，也被连根拔除。总之，在人文传统种种资源荡然无存的今天，我们对传统价值体系试图追寻、把握、攀缘、附会的愿望，在家庭教育这至关重要的第一步，即已不可能。
有一本著名的家庭之书《傅雷家书》，在我出国前就出版了，十八年后回国，这本书居然还在畅销。另有新书即《曾国藩家书》，也持续热销。说明什么？说明这样的家庭，这样的家长，已经没有了。而这样的家庭，是要千千万万好家庭好在那里，才会出那么几家——民族的种性，不会断绝，种性之禀赋优异者，也不会断绝。现在、将来，我们还会不断冒出新的钢琴神童乃至种种天才，但是还会有那样的家长，给孩子写那样的家信吗？在如今的千万封家信中，还能浸透着丰富的人文价值吗？
如果非要说素质教育，家庭教育才是无微不至的素质教育。那样的素质教育，再好的大学也教不了、比不了、代替不了。
苏联、东欧也消灭了社会分层，但是知识阶层还在，尤其是，家庭单位——作为社会的细胞、成长的摇篮，作为教育最初的课堂，作为最后一道抵御社会灾变的屏障——尚未遭遇彻底毁灭。而什么是完整的、有品质的、自我支配的阶级、阶层所构成的社会、人群与教育，我在欧美看到了。其中也有种种问题，甚至是骇人听闻的问题，但没有我们所谓的素质问题。
今天，整个社会、整个国家都承认：中国人素质太差了，太有问题了，要抓紧人文教育，搞好素质教育——“抓紧”、“搞好”这两个词，就来自“文革”传统。
我可能描述了一幅太悲观太灰暗的图景，但是我要说，问题与现实比我们想象的更严重，更深刻，更普遍。尤其令人沮丧的是，在类似今天这样的学术会议中，有一部分问题可以放开来谈——包括“经史子集”问题——但另一部分问题，譬如历史遗留问题，譬如仅仅发生在十多年前、二十多年前、三十多年前、五十多年前的问题，总之，种种造成国家命运的大问题，直接导致今日教育状况的大问题，却不可以谈，绕开来谈，并有无数理由说服我们自己：绝对不要谈。
我不知道这种只谈结果、不谈原因，只谈一半、不谈另一半，是否就是以赛亚·伯林的所谓“现实感”？如果是，那么，我们长期被迫培养而终于高度自觉的“现实感”，就是回避现实。
今日中国的现实是：国家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富强，充满机遇，而且必将更富强，出现更多的机遇。另一半现实是：自孔夫子以来，当今中国教育是历史上空前庞大、空前繁荣的时期，也是空前荒芜、空前贬值的时期。诸位在这里以有所保留的“现实感”谈论读经、国学、人文教育，是否在试图克服作为教育者而不愿说出的羞耻感？
第三部分 美术馆教育
我愿在这里添加一条光明的尾巴，这是政府可能做到的事：重点发展美术馆建设。
所谓人文教育，“美育”在其中是什么位置？什么分量？什么功能？百年以来，中国教育的国有化、现代化、普及化，不论其品质如何，应该说已经实现了。可是蔡元培先生八十多年前“以美育代宗教”的宏愿，至今是一句一厢情愿的、被遗忘的，因此显得十二分空洞而无用的口号。
上述艺术学院的种种状况，动不了的——要动只能小动，而小动等于不动——它严重违背教育规律与市场规律，但借助国情，创造了自己的规律，并成为国情的一部分，根深蒂固，难以动摇。作为庞大的摆设与就业机会，它会继续运转下去，成为国家统一学位的流水批发线，也仍然能够培养一些像理工科那样的工具性人才。
而半世纪以来艺术教育的深刻误区，使政府与全社会相信：艺术学院能够包揽、承受、发挥所有艺术教育的功能。事实上，除了进美术学院，我们的社会几乎没有接触并受惠于美育的资源与空间。
民间美术早已消亡了。而在一个没有皇家、贵族、士绅阶级的国家，在一个像样的资产阶级尚未成形的国家，一个具有高度自由和前瞻性的知识集团与收藏群体雏形未具的国家，既不需要，也无法消化今日艺术学院批量生产的这种不伦不类的美术；而曾经由国家全面扶持，极度重视图像宣传，但这类宣传功能已经被现代媒体、影像所全面替代的意识形态国家，也不需要学院提供的过时的美术。
既不能为社会与时代贡献什么，社会与时代也不需要它，这是我们的艺术学院居然得以膨胀壮大的悖论。
但没有一个社会不需要美术。一个悠久的文明，其审美的发端，先于文字、先于伦理；一个伟大民族所能遗存、昭示并发扬其文化与文明者，美术，是其中至关重要的部分。
近十年来中国出现画廊，出现越来越火爆的拍卖市场，那是一小撮有钱人低层次的附庸风雅和高层次的投资行为，它可能为未来中国美术的市场出路埋一伏笔，但是真正体现国家民族人文教育人文水准的标志，无疑是“美术馆文化”。
中国早已建立许多美术馆，但至今难以形成“美术馆文化”，承担社会与历史期待于美术馆的教育功能。
和艺术学院一样，中国大大小小的美术馆无非是官僚机构与行政单位，收藏可怜，管理陈旧，理念落后。近十年来展览渐趋多样活跃，然大部分属于美术界圈内活动，社会影响极其有限。在固定收藏与管理品质方面，全国只有上海博物馆勉强可以和世界接轨，其收藏范围虽然与欧美大型美术馆还不具有可比性，与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剑桥、牛津等大学美术馆也难比较，唯单项收藏——譬如青铜器——总算说得过去。
至于故宫博物院、国家历史博物馆，以及沈阳、西安、南京、武汉等地博物馆，其馆藏及其陈列制度，远未具备现代水准，更未发挥博物馆资源应有的文化功能与社会效应。一个顽固不变的悖论是，中国所有美术馆博物馆均属国立，其馆藏却是单位部门的私产与禁地，鲜少为社会公众服务；西方绝大部分美术馆博物馆是私立的，却为公众提供最高品质的服务，真正属于社会与人民。
诸位多半去过西方，西方的文化优势与强势，西方的文化重镇与重点，是美术馆，以及由美术馆严肃承担并高度发挥的社会教育功能。要言之，就庞大丰富的固定收藏与展览策划而言，美术馆是储存完整历史记忆、施行人文教育的最高教育场所。西方艺术之所以持续保持创造力与影响力，不是艺术学院与艺术教育（西方当代艺术教育也充满问题），而是美术馆。在西方，美术馆是国家的文化脸面，用我们改革开放的词语来说，人家的美术馆就是我们所谓“国家支柱产业”，是“建设高度精神文明的教育基地”，是真正“可持续发展”的一大笔文化资源。
借助2008年北京奥运会超级政治任务，北京启动了部分博物馆美术馆工程。虽然我怀疑新的美术馆群有多少可供陈列展示的藏品，更怀疑那将成为新的部门、单位与饭碗，但做了总比不做好。所谓人文教育素质教育，靠艺术学院是没有指望的。大学生要读经，要开国学课，中国美术的大部头“经典”，中国美术的浩瀚“国学”是什么？在哪里？看画册、读画论，不是活的美术教育，我们必须走进美术馆。三年前上海博物馆举办“晋唐宋元国宝展”，盛况空前，民众漏夜排队，等候入场，是属建国五十多年首次。可是在西方重要美术馆，长年累月是这样的盛况。
长期接受，很少接受，或没有接受过美术馆洗礼和教育的国民，是截然不同的国民；一个现代国家的国民可以没有艺术学院，但不能没有美术馆——我们中国国民的整体素质，中国中小学生及大学生的整体素质，弄成今天这副模样，“美术馆文化”及美术馆“教育功能”的长期缺席，是被长期忽略、长期搁置的问题，它比国学的衰敝更严重，更致命，因为“国学”内在于学界，属研究性质，而美术馆从来属于公众，开放给公众，承担“化育”的功能。西方公众的美育过程，不在于他们在美术馆看见了什么，而在于美术馆教会他们看什么、怎样看；西方公众素质高，不是因为他们愿意去美术馆，而是他们有美术馆。
以下是对于中国美术馆建设的建议：
一、文化部成立专职部门，由国家划拨（或从庞大而浪费的官方文艺经费中抽取）专项资金，投入美术馆建设。
二、彻底改革美术馆行政格局，大幅重整现行美术馆管理，参照体育事业经验，聘用先进国家美术馆专业人才，培训高度专业的管理人员，引进美术馆管理的先进技术与理念。
三、殖民时代一去不返，我们再也不可能像欧美国家那样掠夺或购买世界各文明珍贵文物艺术品，也不可能要回散失西方的大量国宝。建议以租用方式，或以部分本土藏品对外对等交换的方式，引进世界各大博物馆专项收藏。
四、尽早改变对西方与世界范围文物艺术品无序、失序的任意引进。组织学养可靠、见识宽阔、眼光准确的中外专业人员，以区域、年代、流派、文脉为经纬，拟定各大文明文物艺术珍品的引进计划，设定长期目标，审慎、逐步而有质量地予以落实。
五、以类似两课考试的强制性政策与各种行政命令方式，在国内各博物馆强制实行藏品公开、固定的陈列制度。（故宫博物院九十多万件历代书画，建国至今，绝大部分尚未公开展出。）
六、为民间私人美术馆提供政策性支持，进而制定法律，予以扶助。未来中国美术馆文化的草根形态，势不可挡，目前私人收藏的数量与品质已属可观。在可见的未来，私人美术馆将成为美术馆文化的发轫（现已出现），并脱离政府垄断模式，回归市场与社会。
七、在以上美术馆建设的漫长过程中，系统完备地引进西方各大博物馆系列图册与相关文字及影像资料，进入大学、公共图书馆与图书市场（出版界在系统出版中国美术系列图册方面已取得可观的成绩，但仍限于专业圈，社会层面的教育功能依然极有限）。
八、最快捷、有效而经济的手段，是利用影像传播优势，将上述世界美术馆系列图像与文本（包括遗散海外大量中国文物艺术品及清晰的史料），由中央与各省电视台定期播放，以类似“人与自然”、“世界地理”、世界风俗及旅游电视片系列的方式，向公众展开完整的、深入浅出的、有趣味的美术教育。说明词撰写，尤其重要。
九、调动过剩的，仍在无节制增长的美术史论专业人才，走出学术象牙塔，破除迂腐的学风，破除繁琐而空洞的话语方式，择优录用，配合上述美术馆建设并提升其品质。
在目前体制结构的可见未来，我知道，以上建议多半是在说梦，一旦实行，必将遭遇与前述教育改革同样深刻的两难。但我看本次会议大致是在集体说梦，说也无用，所以说也无妨。
我的梦话说完了。
[1]注 本文为2005年6月北京香山宾馆“中国大学人文教育”会议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