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关逼近，一身稿债，想起杨白劳。《南方周末》那边说：这回没限制，随便写。其实我作文情愿受限制，要人给话题，不然说什么呢？
今年我已说得太多，也可能被说得太多了。去岁请辞，今春媒体炒，炒过闹过，我被弄成一杆“枪”，舆论连番借去使，又弄成一面“靶”，同行私下来议论：有说是画道技穷而出面作秀的，有说是英文不佳而痛恨外语考试的，还有分析我的画价在拍卖行高上去，就因为利用媒体会包装……可怜网页上附和而叫好的穷学生们全都上了当，他们哪晓得此人一面出台作秀，一面低头数钱呢——虽则有时数钱的并非我，而是早先错买了我的作品而今送对了拍卖行的人——也好，凡价格上不去的卖主儿又多一招：何不赶紧递交辞职书？！
年来，我所敬佩者倒不在冷话与闲话，而是明里不看见一位教育官员站出来，为当下的教育体制义正词严辩几句；其时，知识界几位“分子”为文声援的义举，如徐友渔、杨东平们，自然是可感激的；而芸芸教师，有人请辞，原不过区区私事，经媒体披露放大，喧哗一时，使我早先在会议桌上不识时务的絮叨放到报纸上，还竟仿佛成了公论，虽然不免被夸大、变形，以至变质了——怎么办呢，我索性应了媒体的撩拨，跳将出来叫几声。所为者何？只为教育是公事。
公事需要公论，公论就是大家说。然而我叫过说过，此后并不见多少大学同行秉承理性，接续展开，有所辩难，有所深论。真正的公论应该是众人来议论，也包括议论那议论体制的人……这类议论有没有呢？有是一定有的，但并不公开，总在私下：教育的大悲哀，便是偌大的公事永远流于怯怯私语、止于窃窃私论。
转眼已是深冬。别的新闻，别的公事，一件件热炒过，一件件变凉了。抨击教育的文章时亦见报，说得比我更专业、更到位、更在理，然其效应，总不免是过时的旧闻，隔日的报纸……人大概只记得与自己相关的事物吧：我那位屡考屡败的女生去伦敦转眼一年半，近时报告，竟已和画廊签了约；另一位调皮而聪明的男生得意洋洋过了两课考试分数线，进中央美院当了研究生。早先五位流产的“博士生”，今年有三位在欧美办展览，出画册，有了藏家，干得很欢畅。可是呢，手机上仍是不断传来陌生人的短信，哀告求助，叫苦不迭，全是艺术大学生：备考、落第、疑惑、茫然，我每读到赶紧删，躲不了的，连我都惊讶自己在电话中的敷衍、冷漠与厌烦。有位蜀地的高中生自称看了我的文章立志不再考大学，单独进京弄电影，去拜田壮壮，田导不见，又来找我，说是要“长聊”，吓得我推辞再三，坚不露面，结果是得几条谴责的短信，狠心不答，躲了过去了。不曾想，另有那做父母的也竟寻过来，或是十数页长信，或干脆校园里将我拦住了，一脸的苦相与不甘……真是找错门庭会错意，他们找我，我去找谁呢。
总算年关将近，诸事平下去、混过去了。其间虽有北大的贺教授慨然罢招，清华的博士生决意退学——那小男孩长得真是好漂亮——又怎样呢，无非隔日的报纸，过时的旧闻。教育体制照旧日日施行着体制的教育，稳健庞大，运行如仪，一如矿难纷纷，煤总得照旧挖：与井下死鬼比，教育问题算什么？何况书生的零星私论。
新近，大概在《读书》杂志本年度第十二期吧，忽然刊出我的同校同事，美术史系教授杭间先生的专文《关于“陈丹青辞职”的误会》，假如我理解得大致不错，杭间先生的意思之一，是指我的请辞在媒体、社会与大学圈引发的舆论太一律，表态代替理性，激愤多于省思；意思之二，是我的请辞动机另有被舆论故意忽略的一面，并接引我收入《退步集》的几段议论，即国中绘画现状在当代文化情境中的进退失据，乃构成美术教学的困扰与两难，以致我决定请辞——这是我久已期待的回应，虽则道理还能说下去，然仅此一篇，亦足珍贵：杭先生说出了我不便公开，也难获致理解的隐衷。我曾多次在其他场合公开表达过类似的意思，现在由他出面申说，另有一层说服力。我请他同意将此文转载报刊，并愿附文应和，俾便厘清新闻事件与个人选择的差异，使请辞一事走出媒体效应，进入教育的正题。
他寻思过后，说，大家对此事仍有许多不同的私议，为审慎起见，他决定规避媒体，规避新的误解与议论。
出以公心，杭先生此番特意补正辨析我的私论，但面对相随的私议而不能不有所顾忌，不愿再进一步触动公论。他可能是对的。我不晓得应当怎样感慨这件事，以下的话说来便有点绕口——我因公事发布了一己的私论，当这私论遭遇杭先生所闻知的私下“误解”及议论纷纷，于是从当初引发的公论兜回我的私论，说了他要说的话。年来，我俩都为公事而先后发布了小小的私论，但我无从听到别种私议，杭先生听到了，指说一二，遂止步于公事与私论之间那暧昧的界线……事情是这样的么？
今年快要过完了。我印了一本书，出了几趟差。此外，年初叫了一通，年尾，听到与我同校当差的同事发了几句意思略微不同的回声——千千万万在校学生们反正早已习惯集体沉默，集体噤声，众人头顶的“公事”也照旧集体沉默着，不屑于吱声——这是我们公事公办的模式，这模式的遗响，便是偌大媒体版面上这点可怜的书生之论。
[1]注 本文刊于《南方周末》2005年12月，发表时有删节，现为全文。